这里提一提。
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最多只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首先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自耕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费·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党宣言》。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心一点，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费·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埃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费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认可的英译本，由费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注，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它就被那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由二月革命开始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另一次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必须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族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1887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代表大会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 |